明清以降，中國的節日風俗進入了相對穩定卻又多元化的階段。雖然大部分流傳至今的節日風俗，在明清時期已基本定型，然仍因經濟形態的蛻變和社會環境而有所變異。
隨著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江南一帶新興商業城市之崛起，明清期間的節日風俗仍進一步朝著娛樂型的方向迅猛發展，節日的遊樂味更濃。每逢佳節良晨，上至達官顯宦，下至販夫走卒，每遇歲時節日，總欣欣然樂而忘倦：元宵節的花燈煙火長達十夜，龍舟競渡風采依舊，其他節日必不可少的玩獅舞龍、雜技百戲和體育活動等，亦比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源於古老的祭社活動的廟會，至明清時代，其規模及活動更形浩大和頻繁，每年廟會各地都會舉行盛大的迎神賽社活動，民眾一方面祈求上蒼神靈保祐來年生活，另一方面，一年的辛勞過後，百姓亦借廟會以慶其成，名為娛神，實則娛人。廟會和狂歡大大開闊了民眾的視野，尤其是平日被鎖在深宅大院與繡房閨樓的婦女，只有趁年中的幾個節期才得以外出參加集會和看戲，這對於擴大婦女的社會交往和個性自由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與此同時，明清時期的節俗亦瀰漫著一片復古風。與節日風俗平行發展的傳統儒學，至明清時已演變成嚴重壓抑思想的教條，封建禮教對人們的思想日益禁錮，節日的禮儀形式比前更為重要，文人士大夫亦掀起一片復古之風。就如新年拜謁，達官顯宦限於"禮尚往來"，不能不相互拜謁，於是造成了"拜帖"的風行。此外，在復古風氣的引領下，許多節日風俗捨近而求遠，如民間驅儺的儀式，多直接效法漢朝；門神在唐朝已經改為世俗的將軍秦叔寶和尉遲敬德，到明朝一些達官顯宦反而棄之不用，恢復奉其雛型神荼、鬱壘為門神。
此外，隨著明清以來沿海一帶商品經濟的發展，浙杭、蘇州一帶湧現了大量紡織業的機戶和傭工，沿襲多年的七夕節風俗日漸式微；影響所及，男耕女織的家庭模式遭到破壞，大批離開土地謀生的勞動大軍，必然減低了土地神此前的地位，傳統的社日亦為新興而與城市生活密不可分的廟會逐漸取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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