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的傳統節日，如元旦、元宵、寒食、端午、七夕、重陽和冬節等，到了兩漢時期，大都基本定型。這不僅因為漢朝沿襲了先秦以來的社會生活風俗，更重要的是國家的統一，衍生出各種節日風俗得以定型的土壤和條件：
歷經了數百年的戰亂紛爭，漢朝出現前所未有的穩定局面，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亦促使以往囿於各地的如荊楚、吳越、巴蜀、齊魯和中原等文化得以相互吸收和融合。根據文獻記載，當時的首都長安居民會懂跳南方的楚舞、唱起楚歌；中原的大量習俗也相繼傳到荊楚和百越之地。
其次，漢代的天文曆法和科學的發展亦是節日風俗發展的良好條件。以往朝廷律曆每因改朝換代而更替，自漢武帝下詔制定更精確的太初曆，此後沿用了2000多年，為節日締造了重要的基礎。與此同時，科學技術亦於漢朝有所發展，
其中以製造渾天儀、地動儀和候風儀的東漢大科學家張衡為佼佼者。天文、科學的萌芽發長，既打破了先秦盲目崇拜的傾向，亦為節日風俗的定型整合確定了可靠的前提和基礎。
雖然如此，讖諱迷信卻於漢代相當盛行。董仲舒等人倡導的"天人感應論"與陰陽五行學說相揉合，形成五德終始說，將迷信禁忌的具體活動畫分到一年的四時八節和二十四節氣之中，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歲時迷信順序。這些神話迷信既使節日風俗打下了尊神事鬼的印記，又為傳播神話故事提供了傳播的媒介，為中國節日風俗蒙上一片神秘的霧紗。
其次，歷史人物的祭奠代替了以往原始崇拜的活動內容，亦是漢代節日風俗定型的表現。個別歷史人物如屈原、介子推和伍子胥等由人而成為人紀念的神，自漢起受到人們的傳頌和崇拜，在諸多的節日風俗中凸現了人的作用，於是節日風俗和節日禮儀互為表裏，融為一體，被人們約定俗成地沿襲下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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